锁钥南滇咽喉西蜀！历史城镇名“昭通”的由来→

《云南日报》（7月5日第7版）

历史城镇名“昭通”的由来——

锁钥南滇咽喉西蜀

“昭通”之名源于清雍正九年（1731）改土归流时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雍正帝赐名，奏章言：“举前之乌暗者，易而昭明，前之蒙蔽者，易而宣通”。取“昭明宣通”之意，改乌蒙府为昭通府，因古城区域为明清以来昭通地区政治、文化及商贸核心区域，故名。

昭通古城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是滇东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古城之一，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历史上通过“五尺道”与四川和云南相连，成为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地区的重要枢纽，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作为云南汉文化发源地之一，昭通古城以独特的“龟城”形制、明清街巷格局和深厚的朱提（ShūShí）文化底蕴、会馆文化闻名，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地和云南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城市发展史，先后经历了朱提、天梯土城、昭通古城三个阶段。

朱提。《水经注·若水》记：“朱提，山名也。应劭曰：‘在县西南，是以氏焉’”，今鲁甸县所辖沿牛栏江右岸地区即为汉称“朱提山”的主脉。《华阳国志校补图志·南中志》记：“朱提郡，本键（犍）为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前109）置，属县四……”其范围大体上相当于今昭通地区包括邻近的东川、会泽、宣威及黔西北的威宁、毕节、水城等地。从秦朝起，中央王朝开始了对西南地区的开发。秦在稳定了对巴、蜀的统治后，顺青衣江南下，将“石牛道”延伸到了僰道县（今四川宜宾），史称“青衣道”。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由僰道县顺江开山凿岩，修筑通往滇东北地区的道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进一步经略云南，派遣常頞继续向前修筑延伸这条道路，经朱提至建宁（今曲靖），全长二千余里，由于道路宽仅五尺，故史称“五尺道”。朱提成了秦郡县联系西南夷地区的枢纽。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在这一地区设置犍为郡。接着又征发巴蜀士卒，修筑从僰道县（今宜宾）至牂牁江的道路，史书上称其为“南夷道”。成都经过朱提到滇池的一段称“朱提道”，从滇池经过叶榆、永昌到身毒的一段称“永昌道”，今天总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

而朱提之所以成为交通线上的枢纽，除却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在于“山出银”（《汉书·地理志》），《汉书·食货志》亦载：“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善为好，《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南中志》记为“山出好银”，因此，至迟在西汉朱提地区就进行了银的开采和冶炼。由于银的成色极好，作价比其他地方所产银更高，在很长时间里，“朱提”成为白银的别称。在东汉、三国、西晋的两百多年中，朱提由于社会的安定，农业、矿冶业、手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兴旺，因而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在地方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自蜀汉起，由于多种原因，朱提银的开采渐成萎缩之势，因银而兴，也因银矿枯竭而消的朱提故城遗址，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太平街道永乐社区诸葛营村，紧邻昭通机场，也被称为诸葛营城址或桃源遗址。2017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勘探确认其为汉晋时期的朱提县（郡）治所。2018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将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官亭本版图片均为昭通市民政局供图

天梯土城。为乌蒙府旧所，明嘉靖年间置乌蒙军民府，并建土城于天梯（又写作“天砥”，今旧圃镇土城村）。清朝初年，滇东北地区分布三大土司政权，基本控制了这一地方。东川、巧家、会泽一带，属东川土府禄氏管辖；昭阳、鲁甸、大关一带，属乌蒙土府禄氏管辖；镇雄、威信、彝良一带，属镇雄（芒部）土府管辖。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下诏西南官员，各地土司不知法纪、鱼肉苛虐土民，令各土司爱恤土民。如果不改土司参革，从重究理，切勿姑息。《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九土司》记，雍正四年（1726）春，云南巡抚兼总督事鄂尔泰向朝廷上《改土归流疏》提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治夷必先改土归流”的主张，“而苗疆多与临省犬牙相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即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去冬，乌蒙土府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乌蒙至滇省城亦仅六百余里……若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永靖边氛”。此议得雍正肯定。雍正四年（1726）夏，先革滇省东川土目职，令总兵刘起元进屯东川，继在乌蒙地区施行。之后由于在任流官贪虐暴残，禄氏内部索权，乌蒙之地生乱，平乱大军压境，土城毁于一旦。《民国昭通县志稿》中，其卷一有云：清雍正八年十二月“遂废天梯土城，另建今城于二木那，亦名朴窝，易乌蒙为昭通”。其古迹篇中又记：“土城，距县城（二木那，即今天昭通古城）西七里（今昭通市西郊土城乡土城村），名天梯梁子，其城阔大，墙垣宽厚，未知建之何时，初改土时仍设官于此。后废，遂成邱墟。今门洞犹存。”

昭通古城。清雍正九年（1731），鄂尔泰与云南巡抚张允随奏准，以昭通知府徐德裕总理，广南知府陈克复协办，相度地形，“于龙山之阳二木那始修新城。”四门城楼，由鄂尔泰题名，鄂尔泰在《昭通四门记》中说四门题名的基本原则是“按四境所达”，东至镇雄，故名其门“抚镇”；西至东川，西北至于四川，故名“济川”；南至于威宁，故名“敉宁”；北至于马湖，故名“趣马”。彼时，古城街道、附城四乡桥梁、通省及省外大道均与城垣同时开工，先后竣工。城区有大升街、丰乐街、源泉街、日升街、宁尔街、怀远街、金汤街、集贤街、福禄街等街巷36条，纵横交错、闾里井然。附城四乡大道建桥有太平桥、迎凤桥、乐善桥、容津桥、凤凰桥等23座，耕夫农妇、引车卖浆者流再无沟河徒涉之累。昭通古城“地当孔道，商旅辐辏，皆悦而藏于市”，各省商旅所建天后官、禹王宫、川主庙、陕西庙、南华宫、江西会馆等，以及官方岁时、祭祀的坛观、寺庙、坊表，遍及城区及附城一带。至于衙署，当然也应与城池同步建设。“国家设立长官，所以循职守而理民事也。但有一官，必有一官之署……昭之为地，文则有府，统乎五属；武则有镇，辖乎六营。”雍正十年，昭通府城建成，设附廓县恩安县。

云兴街抚镇门

昭通古城以独特的“龟城”形制为核心，其建筑规划融合军事防御、商贸功能与汉彝文化特色，是滇东北地区清代城市建设的典范。古城布局兼具实用性与象征意义，现存建筑群完整保留了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历史风貌，被誉为“活着的古城”。古城初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以“龟城”为设计理念，城墙呈椭圆形，象征“神龟镇守”，寓意长治久安。原设四座主城门：东抚镇门，控扼川滇通道，彰显镇抚边疆之志。城墙虽于1951年拆除，但南北顺城街、建设街等仍沿旧城基而建，城壕遗址依稀可辨。古城街巷以四条主街为骨架，构成不规则十字形交通网络：崇安街（现陡街），南北走向，原为商贸主干道，两侧骑楼式建筑保存完整，曾是马帮商旅云集之地。云兴街，东西延伸，串联官署与民居，清代多设书院、会馆。中和街（北正街）与启文街，连接文化设施与居民区，体现“文教兴城”理念。古城中心为昭通镇署旧址（辕门口），地势最高，形似龟背，由此向外辐射，形成“中心高、四周低”的独特地形，既利于排水防洪，又强化行政中心的核心地位。

清初，由于连年用兵，财政虚耗，银、铜及其矿税收入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源。而云南是银、铜的主要产地，《天工开物》记：“凡银中国所生，合浙江等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惟滇中可永行也”。为筹集军饷，充实财政，清政府在云南实行听民开矿，官收其税的政策，并制定奖励办法，使云南的矿业迅速发展起来。清乾隆至嘉庆年间，朱提银开采盛况空前，达到鼎盛时期，各省商民群集乐马厂（即汉以来朱提山银矿地），人员达10万余，产银50万两，铜3 600斤。产量在全国八大银矿中位居第二。《皇朝经世文编》记载，云南总督岑毓英奏云南矿业疏中说“……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工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像乐马厂这样的大矿、富矿，工贾群进、万商云集的情况可想而知。同时昭通又是滇铜京运的重要一站，清朝雍正年间，各地来昭通采矿业、做生意的商贾云集，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因此，在昭通古城内先后建成了成都会馆、西安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等十五座规模宏大的建筑，民间也有将其称为庙的。按当时会馆建设的形制，每个会馆都建有戏台，且进会馆大门处都有坊，陕西会馆叫忠义坊，黑神庙叫忠烈坊，江西会馆叫真君坊，湖广会馆叫楚圣坊，财神庙叫滇南公所坊。昭通古城的会馆来自全国各地，成为“记载”清代昭通商业发展史的最好教科书。

昭通古城以“龟城”为形，以朱提文化为魂，在千年历史长河中镌刻出汉彝交融的独特印记。从清代城垣的巍峨到陡街商贾的繁华，从鄂尔泰的治边宏图到龙云的近代风云，昭通以地名承载文明，以文化赋能发展，成为滇东北大地上的一座“活态历史博物馆”。这座古城，既是边疆治理的见证，也是多元文化共生的典范，正以崭新的姿态续写着新时代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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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南日报云南省地名档案馆供稿

终审/胡华玉编审/保进刘玉校对/何淑倩格编辑/马思

投稿/ztsxwzx@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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