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央商场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南京虽为国民政府首都，但街市不兴、工商薄弱，洋货大举入侵，景况触目惊心。为此，国民党元老张静江邀集李石曾、曾养甫、茅以升、吴琢元、甘仲琴等一批社会名流、仁人志士，于1934年春倡议在新街口创建一家大型商场，以抵制洋货，振兴国货，发展民族工商业，并在南京《中央日报》等大小新闻媒体上连续刊登《创办中央商场缘起》。
初建时的中央商场全景图
中央商场开业消息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36年1月12日，中央商场正式开张营业，商场上下三层，建筑面积8201平方米，营业面积6000平方米，是南京第一家大型现代商业企业。新街口、淮海路、石鼓路一带人涌如潮、车水马龙、万头攒动、盛况空前。当天《中央日报》记载：“国内最大商场中央商场开业，所收售物品尽皆国货，定价划一……”国人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出于抗战需要，国民政府大力推动内迁，为此征用了轮船、拖驳、汽车等几乎所有交通工具。民间机构、私营企业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内迁，中央商场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启了西迁的漫长征途，踏上经济领域的战场。
首迁武汉
1937年8月，中央商场管理处首任经理王继先委托时任会计部主任的龚伯炎代为主持商场撤离事务，并要求他将中央商场迁往汉口。
龚伯炎
龚伯炎，名正铝，1921年考入东南大学商科。因与祖业不合，学习一年后奉命改入南京丝织传习所学习工科。1930年接管龚坤泰丝织号后，他断定古老的织缎业无法与欧美的现代纺织业竞争，1933年决定与三星百货公司（三星百货公司位于太平路娃娃桥口，1937年被日军炸毁）重组，受聘为协理。1934年受聘到中央商场筹备处任会计，中央商场开业即被聘为会计部主任。
当时在中央商场经营的商号一致决定，“不给日寇留下一粒米，绝不留下来当汉奸”。本小利微、年老力衰的商号决定逃到乡村小镇。联合商店、益川参号、公平行、南京钢笔大王、新生物品社、太平春、凤尾斋、中央（钟表眼镜）、南华公司、群力、马敦和鞋部、南京药房、中国象牙改进社、锦记织锦厂、森森剪刀厂、杨永兴（电料五金）、中央餐厅、同仁堂（国药）、金刚、金城及大华百货公司等30余家名牌商号（老字号）决定撤退到武汉。
西迁至武汉困难重重，一是人数和货物众多，二是严重缺乏交通工具。因没有确切记载数据，参照龚伯炎家的人口结构推算，中央商场西迁人数约290人，其中小脚妇女约80人（含孕妇约30人），10岁以下幼童约90人。各商号还分别有货物几千或数百件，货是商号的命，也必须带走。
当时，长江水旱码头基本被青帮掌控。中央商场的众多商号想从南京顺利到达汉口，不求助青帮很难办到。那个年代开厂开店，若无人在青帮便很难立足。龚春源在织缎行业打拼几十年，知道其中利害。早在1932年，他让三子龚炳辉拜青帮辈分很高的张树声为师。1936年，张树声介绍龚炳辉加入“利他社”。于是，龚伯炎令三弟龚炳辉向青帮求救，租到一艘小火轮和四条木船。此后，龚伯炎将全场员工分组分责，做了两个安排：一是保持正常营业，进行大促销活动；二是把商场所有档案、动产、现金、账册，以及近两千件货物逐件登记造册，打包编号，等待上船。做好安排后，龚伯炎即赴汉口寻找商场新址及全场员工的起居住所。怀着坚定的信念，龚伯炎最终带领中央商场顺利西迁到武汉。1937年11月，中央商场、中央餐厅在汉口开业，生意一度红红火火。
赴渝再寻生路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龚伯炎感觉到了危机，遂召集各商号老板商议。对于武汉能否守住，众说纷纭。但大家一致表示：绝不做汉奸，绝不做亡国奴。未谋胜前先谋败，经讨论，大家同意按照龚伯炎提出的方案布局，兵分两路：一路在汉口继续营业，一路到重庆寻找后路。武汉吃紧，中央商场就西迁重庆；形势稳定，就把武汉的商场作为分店。
从汉口到重庆的船非常难找，大多青壮年只能步行到巫山再登船。老弱妇孺要先坐小火轮到南沱，再雇纤夫将木船拖到巫山，等待“换载”，再溯江而上到重庆。有一天船在江中，岸边升起日机轰炸的警报旗。舵手赶紧降下风帆，纤夫则将纤绳系在巨石和大树上。没有码头，船上的老小难以上岸，木船在激流和大风中荡来荡去，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个小孩哭起来，引发一片恐惧，惊慌的哭喊声响成一片……良久，警报解除，船继续上行。沿途可见船的碎片、尸体、箱子等不断顺水漂来，景象极为惨烈。
在重庆，龚炳辉选中了上都邮街桂花街路口楼房。之后顺着上安乐洞街走下去，在打枪坝那里找到不少较新的房屋。当时房租还未上涨，龚伯炎来电同意租用上都邮街桂花街口的门面开设商场、饭店中央餐厅，在打枪坝租房做宿舍，同时租下安乐洞做仓库，日寇大轰炸中，安乐洞救了中央商场。
以信为本，二次创业
1938年3月，南京饭店、中央餐厅在重庆开业。经过长时间的跋涉，中央商场290人终在重庆团聚。当龚伯炎将中央商场的账簿、档案清楚地放在董事长曾养甫桌上时，董事长眼中闪过一丝亮光。曾养甫同意大家推举龚伯炎为经理的意见，并建议加快装修商场的工作，“组织重庆南京商场，维持撤退到渝各商号的营业”（抗战期间，中央商场称为南京商场）。待董事会人到齐后，再正式聘任龚伯炎为总经理。
但是，中央商场由于连续两次长途搬迁，千金散尽，元气大伤，几乎从零开始。少数商号看似安下了家，实际连房租都付不出来。面对这一现状，龚伯炎提出“自力更生”“调剂后方”“同舟共济”的口号，不仅扶助南京商户，而且吸纳部分当地商家加入。此外，他还从南京饭店、中央餐厅中拿出部分利润，垫付南京商场所需费用。经过几个月的忙碌筹备，1938年11月23日，南京商场在重庆开业。
马敦和“马”字商标
龚伯炎受过现代商业行销理论的训练，面对重庆商界的旧传统，他首先确定商场的宗旨为：“本场厂商，素著信誉。移汉迁渝，初衷不替。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在商言我尽我力。自力更生，培养元气。调剂后方，爱国谋利。产销合作，同舟共济。”其次，结合行销管理方法，要求在中央商场的商家定点上下班。明确商品要明码标价、货真价实、有保用期、无条件退货，还鼓励大家做广告培养品牌。例如，马敦和鞋部对售出去的皮鞋，凡是出现炸线等质量问题，当场用剪刀将皮鞋剪断，重换新鞋给顾客。现代营销管理理念的加持和多种新商品的供应，满足了高、中端市场的需求，商场逐渐恢复了元气。
地下供给线建立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需要强大稳健的经济作为后盾。日本对中国大后方实施封锁禁运，沦陷区实行物资配给制度。每天都有大量难民涌入重庆，糖、盐、油、米、布等各种生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
曾养甫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保障重庆的市场供应，时任交通部部长、中央商场董事长的曾养甫，要求龚伯炎建立地下供给线，打通战时的经济血管，保证包括医药、机械零配件等多种军、地通用的物资、百货的供应。
抗战期间，建立地下供给线极为困难。法币贬值，全国被割裂成好几种货币通行区，互不通用。长江航运被分隔成数段，陆运、水运都是关卡重重。沦陷区设置大量检查站和封锁线，对可疑人员和物资进行严格盘查。敌伪还试图渗透和破坏地下供给线。遍观众人，只有当时在南京饭店当收银员的龚炳辉堪当此任。龚伯炎首先把龚炳辉两岁的长子、未满周岁的长女送到渔洞溪，请母亲亲自抚养；承诺让龚炳辉的妻弟张炎臣边工作边学习，只要考上学校就继续上学。然后说服龚炳辉夫妻接下建立宁渝地下供给线的重担。
为了完成这一重任，龚炳辉设计了由地下仓库、地下运输线和地下运输员构成的三级管理制度。地下仓库是物资和人员的集散地，设在隐蔽的村庄、店铺或民宅中，由当地的牵头人负责。地下运输线分成若干段，每段只连接两个地下仓库。地下运输员负责将本段货物安全送过一条封锁线，到达下一个仓库就完成任务。如遇突发状况，这一制度可将损失压到最小。
为了打通各路关节，龚炳辉不仅学日语、武汉话、湖南话、浙江话，各种黑话、暗号，还要学抽烟、猜拳、搓麻将……并在重庆、南京、浙江嘉兴、安徽天长等多个省市的商号、税务所、拍卖行谋得账务、估价、收税、收款、采购等专业性很强而又完全不同的职务。
所幸的是，龚炳辉争取到了各方的支持，他请冯玉祥帮助核发通行证，请八路军、新四军开路条……从南京到重庆，一个一个地寻找牵头人，用多条段线连接成几条地下运输线。各个管理人员不分白天黑夜，冒着生命危险，安排运输员灵活运用小火轮、帆船、汽车、独轮车、肩挑、马驮等方式穿过不同的封锁线。就这样，南京商场、南京饭店及中央餐厅建立起由江浙沪皖到重庆的地下供给线，把江浙沪皖的粮食、药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以及日杂百货、机器零件输送到大后方，有效缓解了物资短缺问题。这条地下供给线还得到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力保护和帮助，龚炳辉也为他们采购、携带过不少物资，掩护过不少八路军、新四军人员通过日伪军的封锁线。此外，还帮助了不少爱国学生前往抗日根据地。
1962年，龚炳辉退职回南京，龚心澧悄悄拆开了他随身携带的档案，不明白但记住了档案中一句话“这是个三开人物”。
炸不死的南京商场
日寇无视国际公约，妄图“给敌国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认为：要想打垮中国，必须先打垮重庆。1940年5月，日寇制定“101号作战计划”，对重庆实施“无区别轰炸”。据统计，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市民被炸死11889人，伤14100人，房屋被炸毁17608幢。
长达五年半，轰炸成为重庆每天都要面对的残酷洗礼，城中死伤者数不胜数，景象惨不忍睹。重庆成为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的三多城市，烈性传染病如霍乱、痢疾、天花流行……
就是在这痛失亲人朋友，缺食少穿的悲惨境况之下，南京商场、中央餐厅常常献金、献物支持抗日，还牵头设置粥棚，欲解难民的无米之炊。不仅如此，为了鼓舞士气，中央餐厅在门口贴出广告：“只要炸不死，就能让你吃到淮扬菜！”餐厅工作者在南京人最喜欢喝的菊花脑蛋汤里加了一点榨菜，将其命名为“炸弹汤”，让食客们在战火中品尝中餐第八味。“炸弹汤”的名声不胫而走，到中央餐厅来的江浙沪皖的鸿儒、高官、墨客骚人越来越多。
中央商场同人自励会理事会成员
国难当头之际，南京商场吸引了南京旅渝同乡会、江宁六县同乡会、江苏同乡会，“利他聚餐会”陶行知、李公朴等成员，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南京第一中学校长李清悚等著名人士前来。原内政部地政司司长郑震宇在南京饭店包房长住。
然而，随着战争进一步白热化，状况变得更为糟糕。据龚伯炎留下的文字记载，1940年8月19—20日，南京饭店“两次遭到燃烧弹，商场全部烧毁，同时我住宅亦被烧光，在这个时候，我家老小十余口，无家可归。凄惨悲壮，生活就此断绝。”龚伯炎的二儿子和龚炳辉的长子不幸死于大轰炸。原有的商场、饭店都没了，生活的来源断了。龚伯炎双腿发软，唇焦舌燥，怔怔地站在废墟边。在短暂而又漫长的迷茫过后，龚伯炎的心渐渐定下来。毕竟，国家还在、那么多员工还在！为了度过这艰难时刻，龚伯炎忍痛将三女爱芳送人，龚炳辉将长女送育婴堂，员工们在废墟上寻找还能使用的锅碗瓢盆。
“山高难阻白云飞”，为了“抗战到底”，南京商场决心从头再来。龚伯炎带领员工在被焚地基上，搭起竹排，竖起南京商场、南京饭店、中央餐厅的招牌。白天躲避轰炸，早晨晚上营业。南京商场坚守三分毛利吃饱饭，货不停留利自生的生意经，不囤货、不卖高价，加上地下供给线源源不断的货源，做到了经营的品种最多、最新，还愿意尽最大力量保证市场供应。南京商场的牌子，就这样再次立了起来。
得道者多助，南京商场救国为民的言行，被有心人看在眼里。被炸成一片废墟后，郑震宇首先伸出援手，派龚伯炎到内政部地方申报处会计股任科员，可预支工资，无需坐班，只要保障供应就行。上海家庭工业社重庆分社庄美如（民盟人物），精益眼镜公司经理王翔庆等人都出手帮助；许多租客不要求退租金，银行也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
1940年10月的重庆，出现一幅别样的画面。照亮夜空的汽灯、熙熙攘攘的竹排柜台，捆绑竹木架搭起的商场、饭店，中央餐厅清香四溢的“炸弹汤”，在百层石阶上传递货物的孩子们。
中央商场
随着抗日战争的形势反转，胜利在望。在日寇被迫停止轰炸之后，龚伯炎开始第二次“筹资建筑房屋”，“恢复重庆南京商场，继续维持各商号营业”。1945年，日军投降。龚伯炎开始思考战争胜利以后的事。在重庆的商号要胜利还都，就可以行使八年前的租赁权，收回原定的商铺复业。但汪伪政权的萧一诚在中央商场南京所在地签了新合同，收了租金。如果否定新的经济合同，不仅违背“买卖不破租赁”的规矩，而且必然影响正在营业的商家生存，波及南京的市场稳定。龚伯炎想起中央商场南部有一块空地，是曾养甫妻家的财产。在征得曾养甫的同意后，他将中央商场的设计图和相关土地资料调出来，请工程师做好南部商场的设计。
如今南京新街口的中央商场
中央商场终于胜利回归了！中国民族商业的先驱——南京中央商场，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历经艰辛，万死间关赴国难，八载枯鳞蘸血存，执着于抵抗日寇、商业救国的理念，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龚心渔，龚伯炎第四子；陈海伦，龚伯炎外孙女；龚心澧，龚伯炎之侄；陶凯，中央商场场史研究者）